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大多都仕途坎坷?

时间:2014-12-22 18:00:22 我要投稿

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大多都仕途坎坷?

中国古代才子诗人为什么大多都仕途坎坷?


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他最好的位置也许就是诗人之席吧!因为政治与文学,原本就是两码事。


文/荠麦青青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很多士子文人一直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他们最高的人格理想和人生蓝图,并努力以走上仕途这样最有效的方式去践行他们的目标和壮志。

 

打开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文人出身的官员不可胜数,然而,其中的诗人为官做得高的、做得久的,却比例颇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古代的诗人官员在封建社会的政坛上,大多成为祭献的羔羊,而不能成为高悬的神龛?这固然和当时社会的性质及体制有着本源的关系,但毋庸讳言,中国古代诗人的人格特质也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们在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政坛上命运多舛。

 

第一,中国很多古代诗人正直耿介、清高傲岸,不屑谗佞,不肯与混浊世俗和官场奸臣同流合污,其结果大多不是被贬就是遭逐。

 

屈原是战国时楚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忠君爱国,却因遭小人的陷害和昏庸君王的迫害而被无罪放逐。

有一个退隐江湖之人以打鱼为生,见而问之:“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何故至此?”

屈原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被流放。”

渔父说:“聪明人要顺应时势,而不固执己见。举世皆浊,你为什么不混淆是非,同流合污?众人皆醉,你为什么不喝他们喝剩下的酒渣,与其一样昏沉?为什么偏要怀瑾握瑜?”

屈原答道:“我听说:新沐者必掸掉帽子上的灰尘,新浴者必抖掉衣服上的污垢,怎能以清白之身遭外物玷污?我宁愿跳到江流,葬身鱼腹,又怎可使高洁心志蒙受世俗尘埃?”

渔父只好微笑着摇头拍桨而去。屈原于是作《怀沙》之赋,抱着石头自投汨罗江而死。屈原的不附权贵,不陷俗流,心怀高洁,不耽机巧,这是他遭到楚国权贵的排挤和终为楚怀王弃用的最重要原因。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操守若此,才会以死明志。虽然,骨软、骨媚、骨贱的诗人也并不鲜见,比如宋玉、元稹;但一身傲骨的诗人更是蔚为大观,譬如陶渊明、苏轼、柳宗元、于谦、文天祥等。

 第二,中国很多古代诗人情商指数大多偏低,自我管理情绪能力不高,缺乏稳健、恒定的情绪管理系统。

比如李白,青壮年时期也一直汲汲营营博得个一官半职,也经常憧憬着“龙钩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的豪奢生活,神往着“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的风光无限,当他终于被唐玄宗御封为翰林待诏后,却一时得意忘形,竟做出了令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的不羁之事,甚至干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的狂放之举。你当然可以将之统统归纳为是一个天才诗人狷介、豪放之所为,但忘记自己的身份、职位,自负放纵,毫无节制,这样的下属谁会长久将之留在身边?莫说你的主子是皇帝佬儿,即便你的顶头上司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也不会将这等智商一流、情商末流的天才弱智儿纳入心腹智囊团或英才储备库。

还有一个贵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东晋诗人谢灵运。他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非常高傲,曾有“天下文才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占一斗,余者天下共分之”的说法。他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元嘉十年,被宋文帝以叛逆罪名杀死。

 第三,古代诗人的任侠使性、偏执顽固、意气用事也是做事不成、做官不长的原因所在。

比如同样青史流芳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他的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道:“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表达了他对功名的渴盼,或者美之名曰“怀揣一颗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但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两则孟浩然的轶事“……年四十,乃游京师。常于太学赋诗,一坐嗟伏。与张九龄、王维为忘形交。维私邀入内署,适明皇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诏浩然出,诵所为诗,至‘不才明主弃’,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后来,采访使韩朝宗约孟浩然一起至京师,想要推荐他,结果他正与故人饮酒欢甚,不赴。韩朝宗愤怒了,不再理他。你看,这样任性使气、反复无常的人格特质也最终使得孟浩然没有在大唐的政坛上如他的诗歌般大放异彩。

与孟浩然相似的,还有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与王安石本人的刚愎自用也不无关系。王安石性情刚烈,不管是与神宗议事还是与司马光、苏轼的交往,都自信太厚,不够谦逊。结果,陷于孤军作战的地步,失掉了本该得到的支持。

第四,多愁善感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一大致命伤。

一个好的诗人需要具备丰富的内心世界,高度细腻的情绪感知能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诗人才有的情感体验。而恰恰是这样敏感、纤细的情绪触觉,多愁善感的性格特质,才更容易造成诗人的内伤,抑郁的情结,从而造成了他们仕途的坎坷和短命。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那篇《过秦论》光耀青史。贾谊18岁即有才名,20余岁即被文帝诏为博士,但是23岁的时候,被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终日陷于内疚和自责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直至33岁忧伤而死。

另一个被称作鬼才的唐代诗人李贺,虽然18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但遭忌才者妒,屡遭打击,最终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李贺一生愁苦多病,逝时年仅27岁。忧郁善感可以成全一个诗人,也可以成为摧毁他们的“恶之花”。

《水浒传》里有谚曰:“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政治这个东西高深莫测,无比玄奥,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官场更是充满了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而以感性朴直、悲天悯人见长的诗人一旦为官,往往是误入尘网,境遇不遂,仕途蹇难。有人曾说,何谓天才?就是放对了地方的人才。

所以对于一个天才诗人而言,他最好的位置也许就是诗人之席吧!因为政治与文学,原本就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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