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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书笔记
《当代》
爱伦·坡有两三篇小说已在我国的刊物上译成俄文发表，现在我们再向读者介绍三篇（指《黑猫》、《亲爱的告密者》、《市政局里的鬼魂》三篇）。这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作家——确实奇特，虽然有非凡的才华。他的作品不能直接归入幻想小说一类；如果说他是幻想，那么，这么说吧，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爱伦·坡只是让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从表面上看有可能发生（不过有时会非常巧妙地证明它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假定事件发生后，其余方面的描写则会完全忠实于现实生活。……他差不多永远可以抓住一种极其特殊的现实环境，把人物放到外部这一极其特殊的环境或者心理状态之中，然后叙述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除此之外，爱伦·坡身上还有一个特点，把他和其他作家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构成了他鲜明的特色，这就是想象力。并不是他在想象方面胜过别的作家，而是他的想象力中有这么一个特点是别的作家不具备的，就是细节的力量。……例如他有一篇小说是描写去月球旅行的，描写得详细极了，差不多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跟在身后做报道，差点使你相信确有其事。他在美国一家报纸上也同样准确地描写了气球从欧洲横越大洋飞往美洲的旅行，也写得详细准确之至，充满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表面上来看十分真实。自然这是几个钟头之内的事，当时经过查询，原来根本没有什么越洋旅行，爱伦·坡的叙述只是报纸上捏造的消息。这样的想象力，或者说得更准确些，这样的思考能力，在被窃的信件，在猩猩制造的巴黎谋杀案的故事，以及发掘宝藏等等故事中，都表现了出来。
《关于西欧作家》
总而言之，说一句不中听的话，西欧的许多诗人和小说家，都站立在我们的批评家法庭上受到审判。不必说席勒了，我们回想一下吧，例如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弗雷德里克·苏利、欧仁·苏以及别的许多人，我们的批评家四十年代以来，谈到他们时总是非常傲慢。别林斯基对他们要负一部分责任。他们不符合我们那时候过于现实的批评家的尺寸。如果说拜伦躲过了严厉的判决，那么第一，他得感谢普希金；第二，由于从他的每行诗里都挖出来了抗议的声音。否则，我们也会弄得他名誉扫地的。他绝对地不合尺寸。
所有这些非常有趣，也合乎时代。我们希望很快发表一篇长文，题目就叫做《我们批评家法庭上的西欧诗人和小说家》。
《当代》1862年9月号为《巴黎圣母院》所撰编者按
“丑也是美。”这是一个警句，大约三十年前，一些自以为是的抱残守缺者错误地理解了维克多·雨果为他这一思想做出的解释，错误地向读者做了宣传，然后把这个警句看成是雨果的关于才能发展趋向的思想。……他的思想是19世纪整个艺术界的基本思想，作为艺术家的维克多·雨果也许算不上是提出这个思想的第一人。这是基督教的思想，道德高尚的思想。它所体现的定理是促使在环境暴虐的压迫下死去的人死而复生，推动停滞的时代进步，消除社会的偏见。这个思想是为社会中的被侮辱者和一切被排斥的贱民仗义执言。当然，在《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艺术作品中，是不可能设下什么影射的，但谁不认为卡西莫多是中世纪被压迫被歧视的法国人民的化身呢。他又聋又哑，外形丑陋，只有一副天生的力大无穷的躯体，然而体内终于有了对于爱情的觉醒，对于正义的渴望，同时也觉察到了自身的真实情况以及还没有一试身手的取之不竭的力量。
维克多·雨果差不多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之中这一“起死回生”思想的主要预言家，至少他是最先在艺术作品中以这样的艺术力提出这个思想的。当然，这个思想并非是雨果的独家发明，相反，根据我们的看法，它是十九世纪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属性，也许又是十九世纪的一种历史必然性。
《旧时相识》
……赫尔岑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是我们贵族阶级的产儿，他首先是俄国贵族和世界公民——只在俄国出现，别的地方不可能出现的典型。赫尔岑不是移居去外国，他不是俄国侨民的开路者——不是，他生来就是侨民。……一百五十年来的俄国贵族生活中，除极少数之外，最后的根都完全腐烂了，与俄国土壤和俄国现实的最后联系也动摇了，仿佛历史早已注定赫尔岑作为一个最鲜明的典型，以表现他与我们知识阶层的大多数人脱离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历史的典型。他脱离了人民，自然也就失去了上帝。他们当中不安于现状的人成了无神论者；萎靡不振或者安分守己的人则成了漠不关心者。对于俄国人民，他们只怀着蔑视，同时却自认为是热爱人民、且希望人民一切顺利的。但是，他们对人民的这种爱是从否定的立场出发的，他们想要以某种理想的人民加以取代——按照他们的理解，俄国人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候在某些代表人物心中，大多不由自主地把1793年巴黎的平民当做这种理想的人民。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附带着说一下，四十年代的“星团”，我认为他们的才华和能力远远不如他们之前的两位天才普希金和果戈理。但是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是世界文学中的不朽之作。……我之所以提出他的这部作品，是因为我认为它在俄国所有文学作品中是最能说明人民的真实面貌和人民的美德的。我之所以提出屠格涅夫先生的作品，还因为伊凡·屠格涅夫先生，大家知道，就他的信念来说，是最偏执最激烈的西欧派人士中的一位，他后来为我们写了一个糟糕透顶的小丑一样的典型波图金，十分热衷地把他写了出来，作为憎恨四十年代的俄罗斯的一个代表，自然，是带有四十年代所有局限性的俄罗斯。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
……“这部作品是空前的，是破天荒的，我们有哪个作家可同他相比？在欧洲作家中，又有谁能拿出这样的东西？他们最近几年来，甚至最近几十年来，各个文学门类，又有哪一部作品是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
使我感到惊讶的，主要是他这个我完全赞同的论断中指出了欧洲，这正好与那时候自行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相适应的。这部作品在我的眼里看来，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具有分量的事实，可以为我们向欧洲作出回答；这也是我们所寻求的事实，可以向欧洲展示的。当然，有人会哈哈大笑，这只不过是文学，一部小说而已，吹得这么厉害，拿着小说去欧洲，简直叫人笑话。我知道有的人会大喊大叫，会哈哈大笑，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不是在吹牛，我是在冷静地观察。因为我知道它在目前只不过是一部小说，只不过是焦渴时所需要的一滴水，但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已经有了一滴水，这滴水已经到手，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因而如果它已经存在，如果俄罗斯的天才能够制造这样的一种事实，那么可以想见他并不是命中注定是无能的，而是可以创造、可以制作自己的语言，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并一直说到最后的时刻和期限的来临的。……在我们的文学领域内，以“新的语言”而被无可争议地称作天才的只有三位：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半个果戈理。这个“星团”（其中包括《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是直接来自于普希金，他是俄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被理解，被说明。普希金身上有两个主要的思想，两个思想中都包含着俄罗斯未来的使命和未来的目标的雏形，因而也包含着我们未来的命运。第一个思想是俄罗斯的世界性，她对于整个世界的感应，她的民族特色与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特色的实际存在、无可争论并深刻的血缘关系。这个思想在普希金笔下不止表现为一种指示、学说或理论，不是表现为想象或预言，而是为他所亲身实践，永久地写在他天才的作品里。他是古代世界的人，他又是日耳曼人，也是英吉利人，他深刻地理解其本身的特点，本身在追求中产生的苦闷（《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他又是东方的诗人。他向这些民族说话，告诉他们俄罗斯的天才知道他们，曾经理解他们；告诉他们他可以充分体现他们的形象，只是俄罗斯精神才具有世界性，它未来的使命是理解并联合各个不同的民族，消除彼此间所有的矛盾。普希金的另一个思想转向了人民，把人民看作了唯一的希望所在；他教导我们，只有在人民身上，唯独在人民身上，才能找到我们完整的俄罗斯，才能认识它的使命。
……《安娜·卡列尼娜》是完美的艺术作品，它来的正是时候，现在的欧洲作品中没有一部可以与它匹敌。其次，从思想内容上来说，它是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的亲生骨肉，正是它构成了我们与欧洲世界相区别的特点，成为民族的“新的语言”，或者起码是“新的语言”的开端。
……如果我们有了思想力量和行动力量如此强大的文学作品，那么为什么我们将来不能有自己的科学，有自己的经济的、社会的解决方法，为什么欧洲会否认我们的独立精神，否认我们的独特的语言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地提出来的。认为大自然仅仅赋予我们一种文学的才能，不应当把这种想法当作笑话。其余的是历史问题，环境问题，时代的限制问题。那么，起码咱们的欧洲人会出来议论的，他们在等着，欧洲的欧洲人马上就要开始议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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