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静气看世界的毕飞宇励志人物故事

时间:2018-09-10 12:04:13 励志人物 我要投稿

平心静气看世界的毕飞宇励志人物故事

  板寸式的小平头掩藏不住智慧的脑袋,两片老花眼镜的背后透出正直与深邃的目光,结实有力的身材掩抑在超越年龄隔阂的牛仔服之后,这就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毕飞宇。

平心静气看世界的毕飞宇励志人物故事

  严谨、和蔼、帅气的谦谦君子之貌,笔直挺拔的健美身材,让你看到毕飞宇时,既看不出他的年龄,也猜不透他的身高,你很难相信这个“不像作家的人”塑造过那么多性格各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第一次为江苏问鼎了茅盾文学奖,他还凭借《玉米》和《哺乳期的女人》两度问鼎鲁迅文学,且拒领过某项文学年度大奖。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认为,《玉米》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凭此篇毕飞宇便可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步天下。

  “对影视的贡献也就是,刺激了导演一下”

  刚刚参加完伦敦书展,回到南京的毕飞宇,还没坐下喝口茶,就被导演杨亚洲拉回到了兴化。江苏兴化是毕飞宇的故乡,也是杨亚洲电影《哺乳期的女人》的拍摄现场。

  时值油菜花绽放之际,从含苞娇羞、黄金盛开到花谢凋落的这一个多月时间,毕飞宇在南京和兴化之间已经走了两趟。

  毕飞宇不参与自己的小说改编,更不愿意写影视,无论制片方给出多高的价格他均予以婉拒。他有他的理论,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所以,两只脚只能踏在一条船上,如果一只脚踏一只,“你会把自己撕了”。这是不行的。

  他说,他有这样的认识多亏了张艺谋。早在1994年,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初露锋芒,如日中天的张艺谋邀请他担任《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编剧。毕飞宇坦言,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合作。这次合作给了毕飞宇一次全新的认识:电影是电影,小说是小说。从那时候起,他就告诉自己,离影视远一点。

  所以,毕飞宇很珍惜上帝给予他写小说的天赋,一心一意做好自己能做的事。甚至,他和记者说笑,在家里他也不做家务,只剥削他的太太。太太有意见了,他就好言相劝:“你不是在做家务,是在为中国文学做贡献。”毕飞宇说,“人在偷懒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脸面。”

  但是,关于他的小说改编,他又是开放的。“无论是对导演还是对编剧,我向来鼓励他们大胆改,不要拘泥于我的作品,即使改得面目全非,我也没意见。”他笑呵呵地说,“改坏了也没什么,别把自己弄得跟曹雪芹似的。”

  因为毕飞宇对自己的作品有足够的自信,无论怎么改,他小说“永远站在那儿”。他认为,如果一个导演的价值求诉和小说家完全吻合,影视和小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当然非常好,但是,那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导演往往是得到了小说的刺激,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求诉,只要在价值立场上不矛盾,导演就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创作自由。任何人都不拥有真理,小说家也一样。导演的想像力必须获得尊重。

  毕飞宇对此看得很透,他觉得小说家和制片方直接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关系。“在前期要多沟通,你觉得导演和你对小说的价值观差距太大,就不要给人家。既然达成了协议,小说家就要做好接受者,给对方足够的自由度,去迎接这个孩子的出生。”

  “我不是女性主义作家,是问题意识作家“

  毕飞宇成名以来,因为其小说中多次对于女性的生动描写和成功塑造,被评论界认为“中国写女性写得最好的男作家”。不久前,伦敦书展上,他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家铁凝展开了一场“一种女性视角”的对话。

  但是,这位“比女人还懂女人”的作家并不这么看,他甚至不买账,更不喜欢把他和“女性主义写作”捆在一起。

  “这都是无知造成的”,他认为,“从波伏娃开始,‘女性主义’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个哲学主张,它有它的一套的学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塑造了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具有社会的普遍性,把我的小说形象和“女性主义”捆在一起,在学术上其实是一个笑话。”

  “文学人物有两个意义,一、社会认知,二、美学解读。美学解读是一个基础,它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准确,第二是生动。毕飞宇说‘我的女性形象无非是在准确和生动方面多下了一些功夫,多多少少具备了一点社会认知的价值罢了。’”

  创作小说20多年来,毕飞宇小说中和女性有关的主要是《玉米》系列、《哺乳期的女人》和《青衣》,从《平原》和《推拿》起,写作了大量男性。“可批评家和读者们记住我做多的还是女性主义的帽子,这正是帽子的可爱和可笑的地方,也是帽子让作家感到无可奈何的地方。”毕飞宇戏称。

  回过头看,从以家乡为背景的作品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开始,毕飞宇就把对于女性的描写放在了反思现代化进程这个层面上,他关注了女性的处境问题,同样关注了乡村留守儿童的问题。200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乡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政策,但是,毕飞宇1995年就有了这样的敏锐。由此不难发现,毕飞宇其实是一个带有”问题意识“的作家。

  1995年,毕飞宇写出《哺乳期女人》的时候,还是一个31岁的年轻人。31岁的年轻人面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滚滚浪潮,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留守在乡村的孩子。那个时候的毕飞宇还没有做父亲,他的孩子是两年之后才出生的。留守儿童的问题在1995年显然不是一个显要的问题,但是,伴随着时代的进程,这个问题慢慢地显示出来了,越来越重,《哺乳期的女人》也一天一天地显示出了它的艺术价值。

  应当说,《哺乳期的女人》是毕飞宇的成名作,并在两年之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在此之后,中国文坛开始关注这个年轻的写作者了,稍晚一些,杨亚洲读到了《哺乳期的女人》。杨亚洲导演飞到了南京,在一家小饭店里,他和毕飞宇在一起讨论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里的留守女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影一隔就是十多年,而《哺乳期的女人》也已经问世18年了。“我很喜欢亚洲”,毕飞宇说,“他和他那一辈的许多导演都不一样,他的身上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他不会惦记这个女人和孩子这么多年。18年了,我的内心经历了太多,这个作品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但他一直没忘。他没忘不是因为他记忆力好,是因为他有持久的爱。这很感动我。”

  “黑色世界的精彩,让我目瞪口呆”

  毕飞宇有一个习惯,只要在南京,他每天都会去健身房。是为了保持体形吗?毕飞宇明确表示,不是。他对自己的外形没那么看重。“我就是爱运动,天生的,爱玩儿。”他说,“写作和运动我都爱。写作给我带来了声誉,运动却给我带来了浑身的伤。我看上去很健康,其实呢,除了头发和胡子,到处都是伤。”

  写作《玉米》时,毕飞宇的运动项目已经由足球变为健身,就因为“健身不求人”。到了写《平原》的时候,他的生活被切成了三块,一边写作、一边健身、一边疗伤。

  毕飞宇并不知道长期的疗伤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命运之门悄悄打开了,他不知情罢了。“写《平原》的时候我几乎每天去做按摩,夜里10时30分出发,12时15分回家。平均下来,我每天要和盲人推拿师相处1个多小时。《平原》在我的手上,而《推拿》已经在我的身边晃动了。写完《平原》的时候,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为下一部作品在发愁,头发都愁白了,我就是看不见《推拿》就在身边。在最高的意义上,人人都是盲人,这一点我的体会特别深。”

  毕飞宇还打了一个比喻,写作《推拿》之前,他“天天去相亲,结果呢?在《非诚勿扰》的现场,我把青梅竹马的邻家小妹娶回家了。戏剧性就是这样简单。”

  运动—受伤—理疗—《推拿》,这是神奇的轨迹,也是必由之路。毕飞宇说:“命中注定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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