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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床的美文摘抄
两年前的冬天，外公突发脑出血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此后每个星期四，我都会陪着母亲去医院探望外公。那段日子，我目睹了外公病房里多轮病人的更易。病房就像一个微缩人生舞台，人们在这里演绎一场场生命折子戏，有人演完后回到他的真实人生中去了，有人停留在戏里，无力回到现实，也有人，干脆从这个舞台直接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春天到来时，外公终于脱离生命危险，从重症监护室转到现在这家医院。最初去探望外公，我就注意到同病房的三号床，那个小个子中年人，黑瘦，沉默寡言，因患淋巴癌不久前刚动过手术，脖子里终日捂着一大圈厚厚的药纱布，据说纱布下面藏着一个巨大的刀口，这使他好像随时围着一条肮脏的白围巾。
三号床的身体似乎还结实，能下床走动，能自己去食堂打饭，上厕所，去院子里散步……我觉得，相比我的外公，他是一个幸福的人。外公是没有自由的，他长期躺在病床上，话都说不清楚，为了防止他抓身下的尿垫，护工还用布条把他的双手牢牢地缚在床栏上。
三号床却有着行动以及言论的全方位自由。可他很少说话，我只听过他两次开口说话，却是那种近乎漏风瓮声瓮气的类似女性的音质，这使我几乎怀疑，手术摘掉的不只是他脖子里的肿瘤，连带着还摘掉了显示他男性特征的喉结。第一次听三号床开口说话，是他对一位探望他的亲戚叙述自己的病情：我这个病，现在么，就是吃吃睡睡，等死啦，三个月，还有三个月可以活……
说着，他向亲戚伸出三根黑瘦的手指，顷刻间，生命被他这么简单粗暴地丢掷于三根黑乎乎的手指，一旁偷听的我不寒而栗。然而他那类似女声的音质，又使他的语调充满调侃，似乎没有忧伤和焦虑，仿佛，他正站在时过境迁的未来，指点着一个已顺利完成死亡过程的生命，俨然一副局外者的从容态度。
我猜想，他是一个看似弱小，事实上内心十分强大的人。
之后的一个月，每周四我都会看见他，他脖子里那条“白围巾”一直没有摘掉，并且上面的污迹有日渐深重的趋势，就好像，那些在他脖子里顽固挣扎的癌细胞在药力作用下不断融化，又不断重生，伤口里便随时涌溢出浓黄液体。
可他的精神状态却并不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有一次，我看见他端着一个不锈钢饭钵在吃。才下午四点，还不到晚饭时间，他已经饿了？我看了一眼那只饭钵，堆尖的稠粥和肉糜豆腐，他吃得很快，没有一般病人食不下咽的痛苦状。
还有一回，二姨去看外公时顺带给三号床捎去一罐特色肉松，因为上个礼拜他看见二姨给外公送去这样一罐肉松，说这种肉松他从未品尝过，请邻床的家属下次来时给他带一罐。如此看来，他似乎真的在尽情享受最后三个月的生命，在捉襟见肘的能力条件下，他竭尽全力地要去品尝和见识他短暂的一生未曾领略过的人间滋味。
他是一个多么乐观的人！他几乎让我佩服。
又是一个星期四下午，我和母亲正喂外公喝牛奶，三号床那边忽然传来手机音乐铃声。半靠在床上休息的他反应极快地伸手到枕头边摸手机，可是没有，手机没在那里。他起身找，音乐急促持续，他翻遍了被子却没找到，音乐停止了，失去了声源，他更是无从寻找。我走过去帮他找，床底下，床头柜下，没有。我说，把你的号码告诉我，我给你打个电话，让铃声响起来……他报出了十一个数字，这是我第二次听他说话，是对我说的，只是，他的视线始终没有正对我，似乎刻意逃避我的目光。
我拨通了他的手机，在音乐铃声的召唤下，我从床脚与墙头的夹缝里拣出那只旧式的手机。我把手机交给他，他伸出他那有着五根黑乎乎指头的右手接了过去，然后迅速躺回病床，目光自始至终躲闪着我，连一声“谢谢”都没敢说。是的，我确定他不是不懂礼貌，而是不敢。面对一个比他年轻的健康女人，他不敢正视一眼，甚而连“谢谢”两个字都羞于出口。彼时，我忽然明白，这个看似正潇洒地享受着最后三个月生命的男人，其实内心有着多少伤怀，多少自卑。
我决定，下次再来看外公时要主动与三号床打个招呼，问候他一声，算是我送给这个走至生命尽头的男人的一份微不足道的享受。对于健康人来说，一声问候，实在是太过容易得到了，而对于一个仅剩下三个月生命的病人，即便每个周四我都对他说一声“你好”，也是我能给他的最后十二次“你好”了。
然而，三号床并没有给我机会。因为出差，接下去一个月我没去探望外公，直至出差回来的那个周四，踏进病房，我发现，靠窗的三号病床已经被一位新来的病人占据。
他没有挺过三个月，那罐特色肉松他还没吃完，我还没来得及主动问候他一次，他就提早在这个舞台上谢幕了。我仿佛看见他向每一位惊讶于他如此之快地退出生命舞台的亲友伸出三根手指：这可以代表三年，也可以代表三个月，还可以代表三个星期、三天、三小时，或者，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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