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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的歧义性
有些语言爱好者热衷于研讨语言的歧义性，他们罗列出许多看起来很能说明问题的歧义句子。比如，有篇博士论文津津乐道于“反对的是我”这句话的歧义性：一个意思是“反对这件事的人是我”，另一个意思是“他人反对的对象是我”。其结论是语言出现歧义，是语言的病态和缺陷；而汉语歧义句子比英语多，可见汉语比英语落后。作者因此获得博士学位。
网上喜欢讨论语言歧义的不乏其人，这里列出他们认为经典的歧义性句子，例如：“台大学生”——“台湾大学的学生”或“台湾的大学生”；“他走了半小时”——“他行走了半小时”或“他离开了半小时”……等等。歧义论者一致认为，歧义句子反映了语言的病态。
我反而觉得这些人都发生了思维的谬语却还在自以为是，真是可怜。
首先，作为语言具有歧义性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公认的作品里的现有句子，怎么可以自己造出出句子呢？研究工作的最起码基础就是研究对象必须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自己脑子里虚幻的东西。你也可以任何从新华字典里抽取连续的10页，并把每页的第一个字拿出来，10个字排在一起，加上句号。你就能根据这个莫名其妙的句子来判断定汉语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吗？你把裤子套在头上，难道也是裤子的病态和缺陷？
这些歧义论者充其量都是在全神贯注奋战风车的唐吉可德，因为他们的所谓歧义句子不是客观存在，而是自己拼凑起来准备挑刺的。
如果说有时候的确会出现一些有歧义的句子，或者是连歧义也不如、干脆看不懂的句子，但责任不在语言，而在语言使用者。语言是什么？是思想的建筑材料。就像房屋的建筑材料一样，同样的材料可以建造出雅致的精舍，也能搞出粗陋的危楼。房屋的设计不合理，选地选材不当，造成冬天冷如冰窟，夏天热比蒸笼，应该怪谁？怪水泥砖块？还是怪设计者？答案毋庸争议。 ( )
由此看来，如果说有些句子存在歧义，不是语言的弊病，是使用者的思维和使用问题。小学生作文不知所云，老学究的文章佶屈聱牙，都令人不忍卒读，难道是语言出了问题？鲁迅的杂文诛心泼辣，直击要害；毛泽东的语言大气磅礴，庄子的汪洋恣肆，苏东波的豪放，乃至李煜的缠绵低吟，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汉语使之然，还是个人的特质使之然，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如果这些文章大家也经常出现有歧义的句子，那才可以判定语言可能的确有问题。巴尔扎克的小说《比哀兰德》，翻译家傅雷的译文通畅隽永，令人读不舍手；但在一位姓高的很有名气的语言学家的中文译文中，却令人一页也看不下去？
一个人连问题也没想明白，当然说不出明明白白的没有歧义的句子。语言是思想表述的材料，只供你选择组合。如果你的思想晦涩，含糊，经过你选择组合的语言自然就晦涩，甚至不知所云。
其次，任何句子，作为交流的工具，必定有一定的语言环境和上下文联系。根本不存在脱离上下文的孤立句子。“反对的是我”，独立地看，的确有两种意思，但如果结合语言环境，肯定只有一种含义。比如这样的对话：
“门口有许多人在抗议，他们反对谁呀？”
“反对的是我。”；或者
“谁写信到上面反对厂方的这个决定呀？”
“反对的是我。”
结合上下文，会有歧义吗？
语言歧义论者犯了两个方法论毛病：一个是在脑中设想出一种不存在的情况，对此加以批判，其愚蠢可笑堪与唐吉可德媲美。第二，任何呈现出的现象都与相关事物具有紧密的意义联系，这种联系嵌入此现象的呈现方式中。把一个现象孤立起来进行研究，是研究的大忌，因为已经无法看清现象的本来面目了。
明于此，是任何研究工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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