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与人的关系杂文随笔
清早和傍晚的鳌峰山是最热闹的时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有了健康意识，这两个时段，登山的人特别多。目前，上鳌峰山有三条水泥铺就的大路，一条是从恩平一中的侧面、鳌峰公园的正门上山；一条是从二中的后面上山；一条则从恩平电大的侧面上山。当然，上山的小路还有很多，但都是绿树掩映、野草覆盖的泥沙路，或者像鲁迅说的“大地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踩出一条路来”，如果不是猎人或者樵夫，谁愿意受这份罪？饱食终日的人，自然选择水泥大道，人们从三个方向蜂拥而上，一时间，鳌峰山显得有些拥挤。
我是经常在下午放学后登山的，这样可以避开人潮，可以呼吸林木排放的负离子，可以尽情阅读鳌峰山花草虫鱼、亭台楼阁，可以放飞思想的野马，一个人就占有一座大山，或者说一座大山只包容一个人，对山来说，没有负重，只有轻松；于人来说，没有顾虑，只有惬意。然而，今天放学后还要开会，而会开得又长又臭，凡是带点“长”的都讲话，讲的尽是些芝麻蒜皮、无关痛痒的东西，特别是某人，作了亚总结性发言，之所以称之为“亚”，是因为后面还有正式的总结。这个人的讲话实在不敢恭维，废话多不说，还带有命令式的、威胁性的，语调之阴沉、语句之怪异，让人听了，如坠冰窟。最后的.总结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前面的是扫射，现在则是点射了，我们都成了靶子，成了放矢之的。尽管我们都试图把耳朵蒙上，但他的“子弹”实在是太有穿透力和杀伤力了，在他的点射之下，我们都被杀得“遍体鳞伤”。
当我带着满身的“伤痕”爬鳌峰山的时候，残阳射完了它最后一道光束，埋没到对面的大人山去了。这时，登山的人多了起来，路上挤满了人，虽然没有多到摩肩接踵的程度，却已经形成了人流，眼睛只顾看路，思想是停顿的，况且带着“伤”，心情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我随着人流流向了山顶，拜月亭下，我遇见了以前的单位领导，他已经退休好几年。如果不是他率先打招呼，我几乎认不得他了，几年不见，他竟衰老到如此程度：头发全白，额头全是皱纹，以前光鲜的脸庞竟然长满了老人斑，肥胖的身体显得更臃肿，走路来步履蹒跚。这就是呼风唤雨、意气风发的他吗？天地造人，时光造物，事过景迁，人生易老啊！
我和他寒暄了几句，他已失去了往日的居高临下及盛气凌人了，多了一种呵护和问候。他问我近况如何？吃得好吗？睡得香吗？身体棒吗？这一串连珠炮式的问候，让我感到奇怪，以前他是绝对不会用这种口吻说话的，难道人走下了圣坛，就恢复了人性？我没有一一回答他的问题，其实我回答也是多余的，他问完之后，根本没有倾听的意思，马上转过身体，摸索着下山去了，看着他孤单而左右摆动的背影，我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但是我又一下子说不出他该可怜的地方。
天渐渐黑了，山下已经华灯初上，登山的人匆匆而上又匆匆而下。霎时，整个鳌峰山静谧了下来。我没有随着人群下山，而是在拜月亭下，找一张石凳坐下，我想借助片刻的安静来整理我繁乱的思绪。为什么台上的人调门都出奇地高？为什么人与人处在上下级关系时，做上级的总是那么强势？而回复到平等时，却又显得和蔼可亲？难道是地位改变了人，抑或是人改变了地位？于是，我不由想起《晏子使楚》的话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木生于山脚则矮，生于山顶则高。人亦然，生于柴门则贱，生于朱门则贵。人生来就有贵贱，但并非一成不变，柴门可以变朱门，反之亦然。翻开一部厚厚的中国教育史，学优则仕已经深入人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几乎成了读书人奋发向上的动力，读书只是一个过程，结果是要当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说，中国的家长砸锅卖铁送子读书，将来是为了捞个一官半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成败论英雄、以权力论高下的社会。做官与不做官，归根结底，就是话语权与支配权的问题。
原来如此！我突然明白了我们为何屡屡被杀得“遍体鳞伤”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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