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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的精神征文1000字
钱穆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人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民族之前途，其唯一得救之希望有两条路径：其一，在一般社会里，全中国人来一个广泛的运动，努力学做一个中国人，学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其二，把文化复兴的主要力量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其中心力量就是知识分子：“士”。
钱穆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于是“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变成一个没有重心、失去了灵魂的社会。”所以钱先生大声疾呼，应恢复“士”的精神来做社会中心的主持与领导。
有一次，钱先生在家中为学生讲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突然口锋一转，略带激动地说：“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又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哪是什么大师，其实我真正想做的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
由钱先生所言，我以为现代中国能成为士的第一人乃辜鸿铭。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即读他的书，虽然过去这样久了，仍经常想起他，他一生之努力，思考，在今天仍有价值，我以为有四点：
一是辜鸿铭认为衡量一个文化的价值，不是靠什么样的大都市、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家具和器具，也不是什么样的艺术和科学，而是要看有什么样的人道、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所以他在《春秋大义》中拿三样东西：纯粹的中国人、中国女子、中国语言来阐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和价值。
二是辜鸿铭说：“中国所以不需法律，一则归为中国人有廉耻的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西方人因“原罪”而言性恶，非以法律约束而不可安定，中国人言性善，只须将性之善扩充推及于世即可自治。即他所说的“中国能修明君子之道，见利而思义，非特足以自救，且足以救世界之文明”。
三是辜鸿铭相信“中国文学中的古典文学如阿诺德所说的‘净化野蛮的本性，它们能变化人的气质’，我相信这种古典的中国文化，有一天甚至将会改变那些此刻正在欧洲大陆搏斗厮杀的野蛮的爱国者们野兽般的嗜战天性，使他们成为和平、尔雅与知礼的分子”。他对中国的民谣与农民的语言不感兴趣。他倾心的是古典语言，认为它们典雅、精微，非浅陋的英语可比。
四是关于女性，他认为，“最高等的女子”一定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产生。因为中国的女子，不是为她自己而活，也不是为社会而活，而是为家庭而活．她的主要责任是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中国的女子是“忘我无私”的典范。
辜鸿铭头脑里一生萦绕着中国文化可补西方文明之弊病的观念，他称中国是一永不衰老的民族，兼有赤子之心灵与成人之智慧。他竭尽全力，拼死捍卫中华文明不为西方文化所同化。罗振玉称他为“醇儒”，“贾长沙不能过也”，乃真正的为中国存国体。我以为，这国体即士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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