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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写老师的文章
老师一词最初指年老资深的学者 ，后来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老师”。作家心目中的老师，又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对此阳光网小编给大家准备了作家写老师的文章的相关范文，以供参阅。
作家写老师的文章篇(1)
魏巍《我的老师》
《教师报》增加了副刊，编辑同志嘱咐我给教师朋友们写篇文章。写些什么好呢，想了好半天，也没有一点儿进展。写些大家都知道的话吧，自己也觉得害羞。写些有见解的话吧，自己并没有体会过教师这种职业的甘苦。多年以前，我上过几年初级师范，也想过从事这种职业。 可是那时候的社会，包括那些培养师资的人们在内，连八块钱一个月的教书的活路，都不肯施舍给过。我只有“逼上梁山”，以后也就没有机会去尝受这种职业的甘苦了。
我想来想去，记忆解救了我。我想起了一同和我度过童年的几位老师。他们的样子甚至他们的衣服样式和颜色，都是这样清晰地浮在眼前。童年的记忆是多么珍奇!愿这些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我愿永远地感念他们。当然，在我想起他们的时候，也不免回想起我自己——当时一个孩子的一些甘苦。而这些甘苦，却未必是他们能够知道的。因为这些是存留在距成人很近又很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今天让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孩子来谈谈心吧，这对许多教师朋友，纵然无益，也会是有趣的。
在我八岁那年，我们县城的一个古庙里开办了“平民小学”。这所小学有两个好处，一是不收学费，二是可以不做制服。这对县城里的贫苦子弟是一个福音。也就在这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变成了学生。我们新领到了石板、石笔，真是新鲜得很，整日在上边乱画。新领的课本，上学下学都小心地用手帕包起。回家吃饭，也觉得忽然高了一头，有了十足的理由。如果有哪一个孩子胆敢说我们的学校不行，那就要奔走相告，甚至立刻动武，因为他就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总之，我们非常爱自己的学校，日子过得非常快乐，而且自满。可是过了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班上换来了一个姓柴的老师。这位柴老师是—个瘦瘦的高高的个子。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下面三点：一是他那条卷起裤管的灰色的西装裤子，这也许是在小县城里还很少见的原故;二是他那张没有出现过笑容的脸孔;三就是他手里拿着的那支实心竹子做的教鞭。终于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也许我歪着头正看窗外的小鸟吧，或者是给邻座通报一件在当时看来是应当立刻通报的事情，总之，冷不丁地头上挨了重重地一鞭。散学后，我两手抱着头哭着回家，头上起了像小馒头那么大的一个血包(当然，今天也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当时哭着说：“我再也不上学了。”妈妈也在心疼的情况下对我采取了妥协。可是呆了不几天，我就又蹦蹦跳跳地跟同伴们一起回到学校里去，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然而今天我愿意揭开当年儿童世界里的一件秘密：我之所以又重新走进学校，实在是因为我舍不得另一个程老师，舍不得那些小伙伴，特别是舍不得学校里的那个足球!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女教师蔡芸芝先生。
她是我的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前一学期的教师。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时大约有十八九岁。右嘴角边有榆钱大小—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呵。
在课外的时候，她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她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
在假日里，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和女朋友的家里。在她的女朋友的园子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
她爱诗。并且爱用歌唱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
圆天盖着大海，
黑水托着孤舟，
远看不见山，
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
那水上只有海鸥……
今天想来，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
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并且愿意和她亲近呢?我们见了 柴老师不会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赶快溜掉，而见了她不由地就围上去。即使她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她，连她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
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它，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灵。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来，我跟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亲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来，把两个有象征记号的字条卷着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卜问吉凶。我虽不像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群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哟哟，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罗!”那时的我，真好像父亲死了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 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呵。
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她。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看她收拾这样那样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当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辰，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
“你要去干什么?”
“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
“不是放暑假了么?”
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会，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呵!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呵!……什么时候，我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
可惜我没有上完初小，就和我们的蔡老师分别了。我转到城西的县立五小去上完最后一个学期。虽然这时候我同样具有鲜明而坚定的“立场”，就是说，谁要说“五小”一个“不”字，那就要怒目而过，或者拳脚相见。可是实际上我却失去了以前的很多欢乐。例如学校要做一律的制服，家里又做不起，这多么使一个孩子伤心呵!例如，画画儿的时候，自己偏偏没有色笔，脸上是多么无光啊!这些也都不必再讲，这里我还想讲讲我的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姓宋，是一个严厉的人。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走不整齐，那就要像旧军队的士兵一样遭到严厉的斥责。尽管如此，我的小心眼儿里仍然很佩服他，因为我们确实比其他学校走得整齐，这使我和许多“敌人”进行舌战的时候，有着显而易见的理由。引起我忧虑的，只是下面一件事。这就是上算术课。在平民小学里，我的“国语” (现在叫“语文”)比较好，因而跳过一次班，算术也就这样跟不上了。来到这里，“国语”仍然没问题，不管作文题是“春日郊游”或者是“早婚之害”，我都能争一个“清通”或者“ 尚佳”。只是宋老师的算术课，一响起铃声，就带来一阵隐隐的恐惧。上课往往先发算术本子。每喊一个名字，下面有人应一声“到!——” ，然后到前面把本子领回来。可是一喊到我，我刚刚从座位上立起，那个算术本就像瓦片一样向我脸上飞来，有时就落到别人的椅子底下，我连忙爬着去拾。也许宋老师以为一个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羞惭!
从这时起，我就开始抄别人的算术。也是从这时起，我认为算术这是一门最没有味道的也是最难的学科，像我这样的智力是不能学到的。一直到高小和后来的师范，我都以这一门功课为最糟。我没有勇气也从来没有敢设想我可以弄通什么“鸡兔同笼”!
并且叙述着他们的时候，我并不是想一一地去评价他们。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意思。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有一点意思的话，我想也就是在回忆起他们的时候，加深了我对于教师这种职业的理解。这种职业，据我想——并不仅仅依靠丰富的学识，也不仅仅是依靠这种或那种的教学法，这只不过是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假若没有这样的心，那么口头上的热爱祖国罗，对党负责罗，社会主义建设罗，也就成了空的。那些改进方法罗，编制教案罗，如此等等也就成为形式!也许正因为这样，教师——这才被称作高尚的职业吧。我不知道我悟出的这点道理，对我的教师朋友们有没有一点益处。
作家写老师的文章篇(2)
《藤野先生》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作家写老师的文章篇(3)
《我的老师》贾平凹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 平时不准父母杀鸡剖鱼，很有些良善，但对家里的所有来客却不瞅不睬， 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他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并认了他作我的老师。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 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儿疼不疼?”人们对于美好的东西，往往不加爱惜，只想占有，甚至加以残害。孙涵泊却视一切都有生命，加以怜悯、爱惜和尊重。我想，他真该做我的老师。晚上看电视，七点钟，当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时，他就要站在椅了上， 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孙涵泊，孙老师，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街上两人发生了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他便跑过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现在的人，多半是胆小怕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孙涵泊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显得十分神勇。一点不假，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有一次，我在他家书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着耳朵。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 “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还有一次，朋友带了他去一个同事家拜年。同事家墙上新挂了印有西方诸神油画的年历，神是裸着或半裸着，来客没人时都注目偷看，一有旁人就神情严肃。同事也觉得年历不好，用红纸剪了小裤兜贴在那裸体上，大家都嗤嗤发笑起来。有人故意指着仍裸着的胸脯问他：“这是什么?”他玩变形金刚，玩得正起劲，看了一下，说：“妈妈的奶!”说罢又忙他的操作。孙涵泊无视权威，不瞧脸色，不转弯抹角，说话直奔事物的根本，没有丝毫的虚伪和做作，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的的确确，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我是诚心诚意地待我的老师的，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接触了我的老师都要羞耻的。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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