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把春心付东流优秀抒情散文
一九八二年,十五岁的我,要到离家几百里之外的异乡求学。那时，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转捩期。
我的父辈兄妹从没有走出过这狭小的圈子，他们最远也就到过县城。没有坐过班车，更没有坐过火车。
天麻麻亮，踏着一地的露水，背起简单的行李，还有一个懵懂无知的我。步行十几公里，来到一个叫将台的地方，等待从县城发来的班车，花七角钱送到火车站。
城乡两重天。车站上人来人往，看得我满眼迷离，城市并不好客，它不喜欢穿得破破烂烂的乡下孩子。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叫着，香喷喷的烧饼一角钱一个，只能咽着口水看看、闻闻，花两分钱买一杯茶水，掏出母亲烙的杂粮面干馍安顿肚子。
站外有一个书报亭，摆着花花绿绿的书刊。其中有一本十六开大小，厚厚的、沉沉的书引起了我的好奇，封面赫然两个大字《钟山》。里面的文字大不同于课本。售价五角，挡不住的诱惑，买一本，像宝贝一样揣在怀里。
下午两点，登上南下的列车。“呜——”汽笛拉响，心尖儿一颤，霎时才明白，我成了失群的孤雁，离开了家乡，告别了亲人，自己觉得还没长大从此就要浪迹天涯。眼前像电影一样，闪过了妈妈朦胧的泪眼；耳边飘过她一声声扯心的呼唤。眼睛盯着窗外掠过的山川河流，不敢回头，怕别人发现我腮边的泪水。
到了新的学校，接触了新的同学，少年心性，容易适应环境，早已忘记倚门思念的母亲。师范学校的特质决定了学校生活的丰富多彩：书法、绘画、唱歌、跳舞、体育竞赛、诗歌朗诵，我就像那大观园里的刘姥姥，满眼新奇。
最爱的还是写作，记得进入师范后第一次作文，是以新学校、新生活为主题，我动情地抒发了对家乡、母亲的眷恋，呕歌了学校、老师对新生的关爱，被讲授《文选和写作》的老师推荐进入校刊采编组，从此，心里埋下了文学这粒种子。
负责校刊的是西北师范学院的实习生。主编是风流潇洒，桀骜不羁的大才子张子选，二十刚过，瘦高个儿，脸上的线条有如刀削，一头长发随风起舞，要多帅气有多帅气。当时日本的电影《追捕》风靡全国，年轻女孩正在热捧影星高仓健，张才子就是中国版的高仓健。八十年代的国人，对搞文学的人那是顶礼膜拜，就好比现在的小青年狂热的追捧歌星、影星。在那时，我们的张总编无疑成了女孩梦中的白马王子。
校刊的责任编辑由张总编的同学——樊雅丽担纲。每天下午的课后，我们几个采编组的`拿着本班同学的作品到责编的办公室讨论、修改、评选，决定下一期要发的稿子。樊雅丽留着齐耳短发，她一身的灵气都汇聚到那一头秀发上了。我每天就盼着下午的这一刻，宁可不吃红烧肉，也要看看樊老师。我暗自思忖，要是她再胖一点，保准赛过林妹妹；再奢侈一点，要是能带点笑容，那就要超过宝姐姐了。听师哥师姐私下谈论，樊老师正在追求大才子，可惜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十几年后，诗人在《藏地诗篇》里忧郁地唱道“我前世的热身子啊/冷落了今生的你”，我确以为这是他青春的挽歌。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被誉为“天之娇子”毫不为过，他们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张大诗人名为主编，实则挂了个名号而已，难得见他一面。偶尔来了，拿着同学们的习作掠一眼，一个字“好”！多一个字就是“很好”！多么想让他能为我指点一下迷津，让我也成为一个像他那样才华出众的诗人。有一回，抓住了一个机会，让他看看我认为很得意的一篇作文，他照例掠一眼，慷慨地给了三字评语，“好，坚持”！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么稚拙的文笔，能写出什么东西？让大诗人又怎么修改呢？
樊老师来自是大城市，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薄嘴唇里射出来，像一挺机关枪，“叭、叭、叭”就是一梭子。她的意见上升到文艺创作的理论范畴，听得我云山雾罩。但凡是大诗人在的时候，她说得很少，双臂抱在胸前，眼瞟着窗外，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被落日涂成了金黄色。她也笼罩在这夕阳中，留给我的只是梦幻般的剪影。
不知是由于对诗人的无限崇拜，还是迷恋樊老师那高雅的气质，文学这粒种子在我心里已生了根，发了芽。
他们实习结束后，诗人自愿去到边塞——遥远艰苦的肃北阿克塞，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在甘肃最有影响力的刊物《飞天》开辟了张子选的诗歌专栏。戴上了“西部诗人”的桂冠。再后来，听说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记者等等。再后来，花团锦簇的文学芳草地渐渐枯萎凋零。至少，大才子人格魅力他影响了我们整整这一代人。
三十多年的时间，就如流水般逝去了。久居僻野，樊老师的行踪也就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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