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秦腔抒情散文
父亲一倒头，我们由曾祖父传下来的土屋里就爆发出一片凄惨的哭声。在我们未成年的眼中，天塌下来了。
窗外飘着羽毛般的雪花。三爸和三娘在一旁提醒说：“离你大远些，不要让眼泪落在他身上，要不，他到阴间是要遭罪的。”
远处，传来农民组织起来的红卫兵广播的高音喇叭，我们的哭声于是就显得苍白和无力。
我忽然想起应该为父亲写点什么，急急忙忙跑到平日里我和弟兄们住的小厦房，刚拿起笔，祖父从门外进来老泪纵横地骂道：“你大闭眼了，你还有心写字，忤逆不孝的东西。”
那年，我十七岁。
祖父是白丁，我无法在这个悲痛欲绝的时候为自己辩解，从此，搁笔四十载，再提笔收拾那些记忆的残片的时候，我也过了知命之秋了。
父亲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于大秦之腔的炽爱和独钟。
父亲的秦腔，秦腔——与父亲生命同行的复杂的情结。
一
老实说，父亲不通音律，也不懂得秦腔的板路。他的唱秦腔，严格来说是说秦腔。
在我刚刚认得方块字的时候，就记得家里收藏着当时单价只有二、三分钱的由长安书店出版的秦腔折子戏剧本，封面印得很精致，红粉佳人杏眼桃腮，顾盼生辉；七品县令黑袍乌纱，美髯须眉；三关元帅金盔红蟒，粉底皂靴。有一本《打镇台》，封面上的主角剧照，怒目横眉，大气凛然，引得我少年男儿想入非非，梦想着将来当一名演员，穿靴戴蟒，在舞台上摆来走去，是多么地风光；憧憬着有一天公堂高坐，明镜高悬，为民除害，该是何等地痛快，于是，由此而平添了对父亲的爱戴。
听祖父说，我父亲只念过几天私塾，这似乎与我那曾经有着200亩地，槽里拴着骡子嘛，在村里也算得上殷实之家的记家境不大相符。然而，问题是在祖父或者曾祖父的脑袋里，三十六行，庄稼为王，念书总不能当饭吃。偏我父亲有着经营家业的天赋，早早地担起了带领我的几位叔父创业的重担。夏日里，骄阳炎炎，在齐人高的玉米地里除草灌水，煞是寂寞，于是，就靠着“陈世美秦香莲结为丝络”排遣单调和无聊。
当我在这个六间瓦房，两口天井的农家院落降生的时候，我的以父系为至上的家族已经衰落得只剩下一个躯壳，分崩难免，离析在即，当年不雇工，靠一双手刨食的历史和家道中落的现实给我们后代带来的最大福分是没有被列入地主、富农的行列。在我长到六岁的时候，席卷中国农村的农业合作化潮流很快地把我的故乡卷进了它滔天的漩涡。终于，在一个三九小阳春的中午，父亲从玉米架上扭下几棒玉米，剥给栓在槽头的白犍牛吃，然后热泪盈眶地拉着它向村中间的石碾盘旁走去，那沉重、那依恋令人刻骨铭心。在一个六岁儿童的心里，它是神秘的，困惑的。只是后来读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史后，才悟出那份艰难和不易。他是怀着对从祖先那里承继下来的生活方式的眷恋加入到新生活的激流中的。告别昨天，本身就是一场情感的磨砺和锻造。他大概想象不出，他那在自家玉米地里独自哼唱的秦腔，如今在几十个人同在一片土地上拥拥挤挤时如何唱得出口。
然而，父亲很快便获得了继续把秦腔唱下去的机遇。就在那次热热闹闹庆祝合作社成立的社员大会上，他被选为饲养员。饲养室就在我们老屋对面的一家门房里，由夜半更深披衣顶寒为一头白犍牛添草家料到彻夜听几十头骡子马演唱食草奏鸣曲，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躺在暖暖的炕上唱《辕门斩子》，唱《打镇台》，唱《五典坡》。在秦腔的音韵中度过漫漫长夜。他唱戏的咬字带着浓重的土著的色彩，是完全从戏台上，从自乐班的高喉大嗓中承继下来的声腔。唱《打镇台》中的“三年六料不收割”时，总是要读成“三年陆料不收割”，把杨彦昭“羞得臣满脸红”年成“满俭红”。我在一旁躺着觉得好笑，晃着小脑袋问父亲为什么把“六”年成“陆”，把“脸”念成“俭”。他拍着我的头，半带训斥半是笑地说：“老辈人就这样念，定娃子就这样念。”
“定娃子是谁？”
于是我的好奇多问往往引出许多关于秦腔的故事。定娃子是家乡一带戏班子的名角。他的须生远近闻名，父老乡亲看他的戏常常挤成人山人海，三九天汗流浃背，不过那是早年的事情，是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久远的声音，是留在黄土地颗粒中的依稀残梦，是大秦之腔注入农民心中的一缕情愫。从我记事起，却没有看到过他扎靠戴盔的舞台身影。倒是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曹云清的女人，到饲养室来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常常喜形于色地与父亲对话：“街里有戏，看去不？”
“啥喜？”
“谁演的？”
“曹云清。”
“看么！”
我便有机会跟着大人们踩着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数着天幕上眨着眼睛的星星，听他们绘声绘色地叙说“为看曹云清，做贼挖窟窿”的趣事，走五里地到镇上的露天剧场经受一番惊天动地的拥挤。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忽然便发现自己借助于父亲的肩膀成为一个巨人，视野分外地宽阔，觉得父亲男子汉的肩膀是那样的顶天立地。直到我的女儿开始坐在我的肩膀看社火的时候，那腿如铅一样的酸沉，那头上淌着的晶莹的汗水，那女儿如我儿时一样欢叫时——才体味出其间的深刻的内涵。
哦！父爱如山！
看完戏，已是深夜，我的瞌睡也不期而至，趴在父亲的背上做起了烂漫、离奇而又费解的梦。醒来时，就听见父亲哼着韩琦在《杀庙》一场中的唱词：
“陈世美做事欺了天，我和她结的什么怨。”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记忆力的惊人是竟然把父亲朝朝暮暮吟唱的戏词背下来了。有一天，父亲就着油灯看《辕门斩子》的戏文，他每唱上一句，我便接着说出了下一句。然而，在我自鸣得意的时候，父亲的读戏终止了，他不算苍老的眸子里布满了忧郁，久久地望着我，长长地叹息，然后就是给我掖被窝，生硬地，几乎是命令地说一声“睡觉”。吹灭了灯。
从土窗上透射进来的月光悄悄地洒在牲口圈里，形成一个个圆的、方的光点。骡马脖子上的铃铛伴随着食草的节奏在夜色中响成温柔的小夜曲，从远方深巷传来此起彼伏的犬吠。我翻动着赤裸的身子无法入睡，猜不透父亲那双眸子里蕴含的文字，也读不懂那长长的叹息背后的内容。
二
读懂父亲的犹豫和叹息，是在几年以后，我已上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父亲不会想到，他的不成音律的哼唱，竟在他的儿子心中播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
秦腔赋予父亲以勃勃英气，以豪爽侠义。因此，当村里自乐班成立的时候，饲养室自然成了戏迷们的集散地。内中有一拉板胡的，每日晚饭后都要来为人也为骡子马拉一曲。那些在赶牲灵的路上，在割牛草的坡上，伴着鞭梢的脆响，跟着牲口的脚步，扶着古老的犁铧吼《铡美案》、《苏武牧羊》的父老乡亲们，终于因为有了一把胡琴而得以整段整段地、荡气回肠地把自己的欢愉窘穷，喜怒悲哀，吼给蓝天明月，吼给莽莽秦岭，吼给母亲河。父亲从来没有参与到这演唱者的行列中去，他只是坐在炕头静静地听，婷婷袅袅地蓝色烟雾从他庄稼人的旱烟锅里弥散开来，合着草香，飞到室外。有时候，唱到夜深，也有好事者弄些红芋之类的东西煮了吃，睡梦中的我常常会被笑声惊醒并获得一份被称为“打平伙”的食品。
是一个落雪的日子，关中平原悄悄地在秦岭北麓铺展开来，以任大自然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洁净而又丰腴的睡美人。饲养室的炕烧得热烘烘的，人们围着土布棉被，一段一段地用从老辈人口里承袭下来的戏文打发着漫长的冬夜。我被挤在墙角，看他们如醉如痴的样子，禁不住向自己提出一连串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的瓦房不比饲养室宽敞、干净？他们家的炕不比饲养室的炕暖和？为什么偏要挤到这小小的炕头来？那时候，我并不明白，这槽头，这热炕。这牲口、这板胡，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灵，他们全部的精神财富的道理。我这样想着，就听见那拉板胡的忽然对父亲说：“让娃唱一段。”
“碎娃家，会唱个啥？”父亲在炕沿上磕着烟锅说。
“娃灵着呢！灌耳音也灌了这么长时间。”
我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股傻气和勇气，不仅夸下自己会唱的海口，而且没有征求父亲的目光就唱了一曲《杀庙》。也许是我的勇气感染了他们，也许是因为与我父亲友谊的缘故，我的演唱竟然博得了在场人们的喝彩。说我把韩琦作难的心里唱出来了，说我是一块唱须生的好材料。
只是我父亲并不像别人那样因为我有了一副好嗓子而喜形于色，也不曾给过我半个字的褒扬，第二天，我就被遣送回家，睡在母亲身旁了。
什么叫做幼稚？多少年后，当我面对我的女儿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幼稚其实是人生命中最天然，最纯洁，最没有染上灰尘的驿站。那种激情对于我的人生影响是我后来从来再也没有过的。那一夜演唱撩起了我想当一名秦腔演员的五彩迷梦。我的三年级同桌叫驴驴子，自小跟着村里自乐班唱戏，有时候走几十里夜路就为得吃一顿当地的“摆汤面”，他有本《下河东》的剧本，每日早读时间，上面放着课本，桌斗里却放着戏文。我亦被他弄得心猿意马，竟然把剧中主人公赵匡胤的唱段全部背诵了下来。那些日子，我的脑海里整天就是跃动着舞台上打打杀杀的场面。先生在上面讲多位数乘除法，我的心却飞到教室外的戏楼上。不知不觉间，先生的教鞭打在了头上。最可怕的还是放寒假的时候，我的通知书上第一次出现了数学不及格的纪录，偏爱我的父亲看着那刺眼的评语，脸立时挂上冰霜，操起鞋底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古人说，勤有功，戏无益，你个没出息的东西。”母亲虽然也为我的落伍而掉泪，毕竟怜子的柔肠使她拉着父亲的胳膊：“娃知道错就行了，你怎还真打呀？”
我借机从父亲的腋窝里逃了出来，惊弓之鸟般地跑到村外的碾坊里，直到日色将暮，才在母亲悠长的呼唤下战战兢兢地回到家里。除夕夜，队干部照例把父亲换回来与家人团聚。灯影里，母亲飞针走线地为我们弟兄缝着节日的新衣，父亲破例地没有再用二六板唱秦腔，而话题却是围绕着我唱戏展开的`。刚强的、不轻易向人求告的父亲竟然对自己用戏文打发长夜久久地自责，说是不该带我到饲养室去睡，说是学唱戏是被人瞧不起的事情，只有念好书才是唯一的出路；说是他在母亲河边居住的河南老王哪里算过卦，杨家念书的希望就在我的身上……这也许是父亲最清楚的表达了自己对唱戏的看法。他不知道，他曾经向我津津乐道的孔圣人也是一个吹鼓手，然而，父亲的真诚和坦率，对于我给予的厚望着实感动了我。那个假期，我竟然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学会了多位数乘除法。
世界上有许多情感，只要你遭遇一次之后，终生都不愿回眸一顾，而有些你一旦将它植入心野，就会伴着你走过一个个人生驿站。父亲在饲养室里注入我心底的秦腔情结，并不以我的收心而根枯苗萎，他终于在我上初中的那个春天再度走近了我。学校要演出，我被抽到宣传队，有一天，教音乐的老师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一位操板胡的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这是县剧团招收演员的老师，你来唱一段试试。”那琴师问道：“你会唱啥？”我竟然胆大不知羞地宣称自己会唱袁克勤的《金沙滩》。一曲终了，那人道还真有点袁克勤的味道，便要我回家与父母亲商量，要没意见，就算录取了。谁知周末回到家道明原委，父亲脱鞋就打。回到学校，再也不敢提唱戏的事。
我自告别了童梦之后，再也没有见到父亲念那些只有二、三分钱的剧本。为了自己的儿子，将自己的唯一的情感寄托憋在心底，这需要多么大的自制力。然而，我以为，秦腔之于他，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他心底的旋律是从来也没有中断过的。
三
父亲在他最后的日子，经历了病痛的折磨和情感的煎熬，这是我用泪水，用追远不能弥补的遗憾。
四十八岁，对于一个终日让太阳晒着农舍，晒着胳膊，晒着自留地的田禾，晒着与他相伴的胶轮车的关中农民，是一个多么充满活力的年次。然而，这年夏天，他竟然突然地咳起血来。不久，他就丢下了曾经在方圆村落间响得很有名的赶车鞭，而不得不在土屋的炕头痛苦地捱过一个个难熬的日子。令他最为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去外村、去镇上，在露天的戏台下过庄稼人的戏瘾。叔父当年从朝鲜战场带回来一架矿石收音机，大哥凭着从中学课本上学来的仅有的物理知识对它进行了改装，总算是暂时地可以消除他看不到戏的寂寞。不论病魔怎样的肆虐，有一段秦腔他就会咬着牙静静地听完。秦腔，这秦人古老的乡音，竟然成为父亲最后生命的支撑。
当被艺人们吼了数百年的老戏忽然有一天从电波中消失而代之而来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怒嚎时，他的目光黯淡了，情绪愈来愈烦躁。1966年的深冬，他是在呻吟和求上天赐死的惨叫声中走完人生之路的。他因病而拉下的巨大债务压得我们除了痛哭和发愁，除了用院内两棵椿树充作他的棺椁，除了给吊丧的人们吃一顿汤面片以外，再也无力请一台哪怕是样板戏的文艺队来为他的灵魂送行。而且那年月的气候也根本不容许将革命的戏曲搬到灵堂前开来咿咿呀呀。
于是，便成了永久的负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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