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底下坡那块地抒情散文
我家底下坡那块地是20世纪80年代初刚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分的。其实不是一块，而是若干块大小不等高低不平的地的组合，是一片镶嵌在耕地与荒山之间的半肥地。位于大堡堡这边直接与荒草坡相接，小堡堡那边稍隔着两米左右别人家的地。
另外的两边则都是别人家的耕地。东边低，是一块四四方方的平地；西边高，是不规则的大小不等的一片坡地，多石头。也就是说我家那块地位于平地与坡地之间，既有平地又有坡地，最下边一块稍大、较平，石头也较少，较肥厚，其他的都较瘦，石头较多，块儿也较小。
在这块地的一角，一堆固生的青石上，有一大缝隙，缝隙里长出来一棵桃树，常常砍掉又发芽长起来，砍掉了又发芽长起来的，累砍不败，累砍不绝，并且似乎跟人较着劲儿似的每一次砍伐又重新长起来时都会更茂盛更茁壮。并且这棵桃树长起来往往不像我们高山的桃树那样依着“桃三李四核十一”的常识规律要三年才结桃，而是一两年就能结出桃来吃了。
结的桃个儿不大，个个“中等身材，白嫩白嫩的，脸蛋儿上白里透红”，像青春少女的脸蛋儿，人见人爱，所以每年桃快熟时，我必须得天天放牛到大堡堡上去看守，在人前到达，在人后回归，一直坚持到桃一个个都熟了而被我或母亲摘光了后还得坚持一段时间，否则怕别人去摘桃子，见了可爱的桃子时激动乃至冲动得忘掉一切而绊倒了玉米干、踩着了黄豆或绊倒了瓜藤、豆藤，或者有个别不太爱脸的去摘不到桃子则见瓜掏瓜见豆摘豆见棒子掰棒子。
在这块地的另一边有棵桐子树。每年中秋前后，苞谷收完便可打桐子了。在我上小学时，我们那里没有电灯，这棵桐子树结的桐子常常可以卖钱来打供销社供应的煤油给我们点煤油灯夜读。供销社供应的煤油不够时，买价稍贵的议价煤油或黑市煤油也能够我和弟弟们点煤油灯夜读。所以这样想来，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成绩还跟这棵桐子树有关呢。
在长桐子树这块地的靠里边，有一窝蘑菇常常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到十月间生，是独菌，一年往往生三到五次，每次少时只有一朵，多时有三四朵。父母亲或我去赶上正好开时，采回来则可以全家美餐一顿，或者打两斤菜籽油来制上炒菜或放辣椒水蘸素菜吃。那时我们家很贫穷，这样用蘑菇制的'一两斤菜籽油，一家四五口人常常要吃三个月左右。
由于那时我们还小，我们兄妹三四个是只会张嘴吃，劳动力只有父亲和母亲两双手，加上种的又是传统的多代粮种，肥料也不足，不像现在的优良新品种、优质化肥一样能让庄稼翻倍甚至翻几倍地丰收。我家的粮食年年青黄不接，父母利用底下坡地势低温度高可早熟庄稼的特点，玉米本来要到清明节前后才播种的，父母在清明节前半个月时就将底下坡那块地播上种了。同时点上黄瓜、精豆、豇豆、荒瓜，稍后又去栽上点西红柿秧等，早播种早收获，所以每年常常是我家的黄瓜、嫩荒瓜和精豆先得吃。
由于早熟的农作物经济价值高，加上家里缺钱，父母常常舍不得吃而摘去卖。母亲说同样大的一个黄瓜如果在大上市时能卖两分钱，这个时候就能够轻易地卖到一角钱，所以我们都很理解父母亲的做法，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们看着馋得流口水的黄瓜、西红柿等拿去卖。是的，父母的说法没错，他们也叫我去卖过，同样的黄瓜，嫩荒瓜和西红柿这时的确能卖上平时几倍这样多的东西卖的钱。在我们需要买作业本、笔和墨水、橡皮擦等时，常常又可以得到解决。记得我平生用的第一本新华字典就是母亲在底下坡这块地里摘最早的黄瓜、嫩荒瓜和西红柿卖钱来让父亲给我买的。
关于吃烧苞谷，我们老家有一个说法：“秋前十天长不赢，秋后十天吃不赢。”说的是在秋前十天，是刚开始吃烧苞谷的时候，而待立秋后十天左右，就很多苞谷都可以烧吃了，吃不赢了。物以稀为贵，刚开始吃的时候少，图新鲜，大家都争抢着吃，价也就贵。由于我家苞谷比别人家的早种了半个月，故然也早十天半月便可以烧吃，这时父母往往会掰几个来烧给我们尝了新鲜后就挑着可以烧吃了的掰去卖，也常常会卖出较高的价钱。这样卖嫩苞谷的钱拿买干苞谷来磨苞谷面做饭吃，常常可以成为1斤干苞谷的嫩苞谷能卖出可买到5斤左右干苞谷的钱。但由于乡里（当时还没建镇）普遍穷，能买这样的嫩苞谷的人不多，再说卖了几次，别人家的嫩苞谷也就先后上市场了，买的人也就少了。父母便干着些别的活儿，等待着底下坡的苞谷早日变老，以便接上买来的干苞谷，力争不让我们兄妹几个挨饿。
早收苞谷则早空出地来，人勤地不懒，收了苞谷待地息过半月左右，别人刚收完苞谷时，父母又将底下坡这块地种上了小麦，所以待第二年春天收割小麦时，我家这块小麦又常常比别人家的早个十天半月的，以至早些吃上新一年的面粉和面条。
如今，我已离家十多年了，离开底下坡这块早熟的地更是近20年了。父母亲在老家虽然也还缺钱用，却已早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粮食常常青黄不接、过着饥饿或半饥饿的日子了，只是父母也都年岁大了，不知是否还像从前那样耕种着底下坡这块早熟的地？我几次想问父母，没有问。父母也没有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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