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印象（二十）
我家旁边的饮食服务部,职工隔三差五都有变动。这些变动频率较大的都是一些年纪较轻的小伙子,或者是长相美貌的大姑娘。
但有绝大部分职工,从饮食服务部开张以来,始终都在这儿,从来没有挪过窝。由于我们是处近隔邻,一来二去,关系处理的也较融洽。
几十年都过去了,这些阿姨、大叔、大伯们一个个活灵活现永久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都没有褪色。
苏建芬,她四十多岁,看上去还相当年轻,细皮嫩肉,脸蛋软面团似的,生得一张好脸皮,白白的嫩嫩的,像梨花瓣,像荷花苞。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孙健,小儿子孙宏。由于丈夫过早的去世,一个人养育着这两个儿子,生活的艰辛是不言而喻。后来再嫁给一位姓孙的丈夫,再嫁的丈夫,还带有一个长相乖巧、口齿伶俐的小丫头。
她在工作闲暇之余,喜欢到我家串串门子,拉拉家常。一来二去就与我们家人渐渐地熟络起来了,对我爸爸、妈妈拖儿带女,上有老,下有小,不知疲倦的劳动很是同情。
她看到我们家,爸爸、妈妈忙进忙出,没有住过脚手,但是生活质量并不是很高,饮食以红苕为主,副食是蔬菜,有时候,早餐以玉米菜糊糊为常见,往往看着我们每人端着的一碗菜糊糊,清汤寡水的,照得见人物子,而有些不理解。
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到了晚上,一看服务部早点没有卖完的白面馒头、包子,甚至有时候还有没卖完的油条、麻花之类的,用一个纱布包袱包好给我们家送来。
我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要。
她说:“这么好的东西,丢了也是丢了。怪可惜的,看这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天就是菜糊糊、红苕,也怪可怜的!你们不嫌残就收下吧!”
在她的再三说服下,爸爸、妈妈不好推辞,也就收下了。还没等苏妈妈离开,我们兄弟两个都蜂拥而上,早就每人拿起了那白面馒头,像打牙祭似得饱餐一顿。
宋蓝枫,她也是四十开外的年纪,红扑扑的脸蛋,黑里透红的脸浮现着笑,像一朵盛开的石榴花。又像被太阳烤得通红,更像六月里熟了的'杏儿一样,弹一下,就会冒出汁来。她也是我家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常客。
喜欢她的原因很多,我们特别喜欢她到我们家来,她一来就可以打破我们家一向沉闷的状态。往往人还没踏上我家阶沿,爽朗的笑声,早就飞进我家里来了。
“李嫂,忙了一天,事情还没忙完呀?”
“这农家活儿,忙不完,啥时候都不愁没事做呢!”
只要是这时,妈妈总要停下手头的活儿,与郑妈妈在一起要唠嗑、拉家常。我们就围着她们来回的追呀、赶呀,玩得不知道有多开心。
有时候,宋妈妈见我妈妈手头的活儿太多,忙不过来。还从妈妈手里夺过猪草刀,接着帮忙剁起猪草来,一看她就是一个能做事,而且事情做得好得人。不大一会儿,在她的面前又细又匀猪草就剁了一大堆。
还有记不起名字的黄伯伯,是上了一定岁数的老汉,经常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露在帽沿外边的头发已经斑白了。肩上搭着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褂子。整个脊背,又黑又亮,闪闪发光,好像涂上了一层油。下面的裤腿卷过膝盖,毛茸茸的小腿上,布满大大小小无数个筋疙瘩,被一条条高高鼓起的血管串连着。脚上没有穿鞋,脚板上的老皮怕有一指厚,……我们经常看见他,拿着铁锨、煤铲子、钩子、火钳蹲在煤炉前不断地鼓捣着,腰上插着旱烟袋,烟荷包搭拉在屁股上,像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
还有覃金仁,我们叫他覃伯伯。……他们都是我们家的恩人。
你看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真诚关系,人们彼此互助,人们很淳朴。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就兴起了整人之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起了变化,人们都相互提防着别人,怕被人打小报告,被无缘无故的伤及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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