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江上吹来彩色的风
艾青说,“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晋江有晋江,长汀有汀江,我不是智慧的人,无论站在哪条水道的一端,都产生不了桥。于是,我想到:寻找一座从晋江通往汀江的桥,寻找那些智慧的人。
古人说,读史可以明智。于是我去读历史。
读到南明政权时,有一桩历史事件浮了出来: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键死于汀州城内(另一说死于福州)。回头看,1645年,朱聿键在郑芝龙等的拥立下于福州称帝,行宫在郑芝龙的南安伯府。1646年8月,郑芝龙从仙霞关撤兵回安平(即晋江安海),隆武帝奔走汀州。应该说,加速朱聿键死亡的原因,少不了郑芝龙的份。
郑芝龙是谁?南安人,明清二朝臣子,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明末清初以军事力量而从事海上贸易的大商人,其根据地就在晋江安海。这些历史碎片飘忽成一条模糊的线,一头系着长汀,一头搭着晋江。
这时,郑成功走来了。1654年,长汀人刘国轩投到郑成功麾下,先后参与1659年郑成功围攻南京之战、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等战役。1683年刘国轩在澎湖海战担任统帅,为施琅所击败。同年8月,刘国轩促成了台湾的回归。长汀网评价他:“一个与施琅大将军同时代的风云人物;一个随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前军大将;一个顺应潮流促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郑军总督。”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有趣,前后在安海二十五年的郑成功和晋江人施琅都成就了刘国轩,而且他们三人的功绩都和台湾有关。台湾海峡是他们共同的水边,他们都是历史中智慧的人。
我接着读,读《汀州府志》(乾隆十七年版,下简称《府志》),读《晋江县志》(乾隆乙酉版,下简称《县志》)。时间是一个记录者,晋太康三年(282年),建安郡析出晋安郡,晋安郡下辖晋安、新罗等八地,晋江在晋安境内,长汀在新罗境内,两地同属一个郡。晋江于唐开元六年(718年)置县,长汀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县,同在开元盛世之期。地域和时间的归属,让长汀和晋江靠得越来越近。
在地方史料中找智慧的人,异地人员要流动,当官是一条路子。根据《县志》?卷之六守官志的记载统计(或有遗漏),长汀人在晋江为官的有四人:明朝时任晋江知县的汤有庆和金允中(均为进士),清朝时任晋江训导的胡光玟、胡大用(均为贡生)。我对应在《府志》中找,四人无一载录。却发现另有胡光玫和罗忠徵二人曾任晋江训导。累算起来长汀人出仕晋江的有六人。
在《县志》?卷之七的武卫志,卷之九至卷之十二人物志中,记载了从唐朝至清朝时期出仕长汀(或汀州府级别)的晋江人有十三人,官位有守备、司户、知府(两人)、通判、县尉、县令、教授、教谕(三人)、训导、巡检,文武皆有。我也在《府志》中找,结果只找到六人:知府傅康和吴文度,通判赵师璱,教授李道南,教谕蔡时升和王之珂。新冒出两个人:一个是赵公逈,宋绍兴年间任汀州户曹;另一个是蔡芳,清康熙年间任长汀教谕。我自己补了一个:蔡光座(《府志》上标注为“凤山贡生”),清康熙年间任长汀训导。其父蔡以褚为晋江梧林人,随施琅征台,有功受封,。简言之,截止乾隆已酉年(即乾隆三十年,1765年),长汀(或汀州府级别)和晋江流动的官员共二十二人,而无出入者仅六人,其中主官者五人,训导教谕占者近半成,有十人。
晋江作家许谋清曾写道:历史是一部千疮百孔的大书。虽是如此地不忍细读,然而因为这些智慧的人,两地产生了交集,这便是一座通达的桥,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人力资源共享,也自然联想到了民风的形成。
在长汀采风期间,我们要去参观辛耕别墅。我们一行人在汀洲古城墙外的水东桥上下车,当地接洽的人员向两面驶来的车辆挥手示意,一种默契从汀江的水上腾起,于是车辆止步,我们鱼贯而出,一切显得那么自然。
穿过江边的一条小路,一位满头白发的钣金工正在裁剪白铁皮,我们一行人围拢了过去,有的指指点点,有的连忙摄像。只见老师傅抬头一笑,旋即又低下头旁若无人地做起他的事来。他身旁那些已见雏形的盆器整齐地码成一堆,仿佛霎时折射出温和的白光,映照着他那一头的岁月沧桑,也目送我们前往辛耕别墅。
同行的人心驰神往地踱进了辛耕别墅,我却在它门前停了下来,不假思索地折回它旁边的一个小吃店。店家见有人来,连忙招呼:“要吃什么随便点!”我当知如此,朝排开的锅里探了探,锅中尽是羹汤。
她见我有些举棋不定,立即开口道:“我们这个店是老店,不会随便喊价,不然我给你搭配一下,包你满意!”我甫坐定,一碗热气腾腾的大肠炝肉羹就摆在我面前。其实在晋江,羹也是一味引人垂涎的小吃,诸如番薯粉羹、马鲛羹、牛肉羹、海蛎羹、猪肉羹、杂菜卤……而在一碗大肠炝肉羹下肚后,一种满足感自心底而起。可一想自己过名迹辛耕别墅而不入,那一碗大肠炝肉羹的诱惑力有那么大吗?
《府志》?卷之六风俗中有一段形容长汀的句子:“人安朴素,士乐诗书,乡甲半于郡封,闾阎全无机巧……国朝气运初回,人心返朴,民趋勤俭……虽习尚间涉虚华,而人心终还朴素,当亦省风者所色喜也。”我再对照《县志》中关于晋江风俗的记述,赫然写着:“今之绅士,安贫守分,敦《诗》说《礼》,其心事可以质对乎古人……而好善乐施,心地犹宽……”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可偏偏这相去六百多里的两地,民风却又如此相近,或许应该归功于主政教化之人,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之上,搭建了一座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民风教化之桥,也为一次通行、一个老钣金工的劳作和一碗大肠炝肉羹的诱惑力作了生动的脚注。
日头西斜,我们在汀州古城墙上寻找惬意的光景。同的行的摄影家们纷纷举镜,俨然要把古城墙的每一块砖都照进历史,带回晋江。我缓缓地走,将自己落在队伍的最后面,期望能在古城甬道上来往的蛩音里遇见一些声音,听见自己的心事。或学脚下的江水悠悠地流向时间的深处,偶尔摇起的波澜拂开了微风。
远望,侧看,端详。一块块古城墙的砖纵横交叠,留出拥抱的间隙,埋藏血汗和智慧,让历史沉思,甚至皱起眉头。
夜色晕开,青砖泻下光芒,自北向南流淌。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日月星辰上下流盼,像所有的桥都张开了眼,俯首致敬一条江。光影漏下斑驳的叙述,一片古老的城墙再次苏醒。千年的刀光剑影,千年的冷暖雨晴,在你愿意开释自己的`一刻,都道与你听。
还必须带你去走一条街,去看看江畔的晚风,如何在石路和木门上泛起火红的温暖,让行人从容地装扮过往的时光。
顺着一座城楼旁的台阶下行,便来到了店头街。转身,仰视,拱门的弧线上方顶着“惠吉门”三个楷体鎏金大字,嵌入方形黑色的板材里,沉稳而内敛。
目光跳过几层平行的青砖,一个圆形的小窗悬于门牌之上。再向上望,汉家传统建筑的重檐楼上凌于其上,城楼一侧的四个角高高跃起,仿佛要掠去这尘寰的喧嚣与浮躁,让你在高大肃穆庄严的意境里,掬出一副谦卑安详的笑颜。这些跃起的姿态如此熟悉,在闽南皇宫起大厝上已经保持了几个世纪。那双燕归巢的艺术勾人相思,只是这一个个单开的角挂住的是什么样的情韵呢?千年前的汀州刺史陈剑在卧龙山南面筑起那土城时,包括扩建的后来者,除了想起治州戍卫之功之外,是否也有别样的意味呢?
站在惠吉门下,拱门的弧线、台阶护栏的斜线、青砖平铺的直线、小窗的圆、城楼的曲线,各自成趣又浑然一体。掩映在城楼灯饰的红色、青砖的灰色、砖缝的白色里,任夜色朦胧地出入,诱掖汀州的况味,描摹店头街的晕状。
向店头街的夜晚望去,各色门店两面张开,此起彼伏的灯笼拉起一条长长的街路,晕开的光滑落在让被踩踏得发光的石板路上,指引我们的脚步。路上人影散漫,偶然邂逅几对挽手散步的年轻女子,你看着她们,她们也不避你的眼,与你对视之后又缓缓地走开了。同行的摄影家忙不迭地端起镜头,生怕失落了哪一片风景。
这是一种时空错位的感知吗?那些出任长汀(汀州)官员的晋江仕子们,在青天白日和月上星垂的时刻,或驻足观望那片古老的城墙时,或徜徉于繁华与宁静交替的店头街时,其“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历史在此没有给出正解,而我只能继续寻找。
长汀采风的最后一天是回程,按照原计划,同行的摄影家要去航拍万亩良田。航拍飞机在摄影家的操纵下,爬升至两百多米。不知是因为光线的缘故,还是因为视力的原因,航拍飞机猝然消失了。而操纵屏幕上分明显示着,我们的身旁那汪汪的水稻田青黄相间,万亩泱泱,土地平旷,豁然开朗。
贾岛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大约过了两百年,王安石接着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两者的诗句都充满禅意哲理,后者则多出了一种底气;前者是一种深度,后两者是一种高度。度是什么?至少是一种有底气的境界和容量。
我突然明白了,我一直在找的桥是什么。
长汀的县龄将近一千三百年,名人屐痕比比皆是,所出的英才不少在史书中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人力资源的存在无疑是一种厚实的人文底色,是饱含底气的。
中国大的支、脉河流常被誉为母亲河,因为它们孕育多彩的文化。有人探究,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两大系统,它们各自发展又交相融合。我们再细看,黄河里最初冲出了半坡文明,有齐鲁文化等,长江边出现河姆渡文明,有巴蜀文化等。那么长汀呢?长汀有汀江,汀江被称为客家人的母亲河,流淌着动人的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这首先得从客家人说起。客家人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资料上说,长汀主要有中山、低山、丘陵、盆地、阶地五种地貌,其中低山为主,低山、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多。这种地貌特征符合客家人的称呼。
百度百科说,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儒家文化,并与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两种文化融合而成。我关注移民文化——北人南迁现象。从秦始皇开始,北人(大多为官员、将士戌卒及其家眷)入岭南;南北朝“五胡乱华”,隋唐匈奴和外族入侵,北人避战乱南迁。这几次的迁移没有多大的文化基因。南宋偏安一隅时,中原百姓、皇室、贵宦、商贾和文人一起到了南方,于是文化的基因活跃了起来。我在“长汀在线”上看到一则消息:长汀人中有三十个姓氏居然都是皇室后裔。我又从资料上看到,长汀有三十多种民族成分。“客”字很生动,“客家人”三个字本身充满艺术气息,俨然可以诠释出三种文化,甚至我们可以放大地说:客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我读南开大学教授乔清举的访谈——《河流的文化生命与中华文明的普遍价值》,里面说一位叫张真宇作家,提出了“河流的文化生命”的命题。从命题上看,河流具备文化价值和生命价值。从更大内涵上去延伸,河流意象的多元化为我们联想了其他存在物象的同类价值。由此生发开,汀江上涌出的客家文化,使长汀真正站上了文化价值的高度和生命价值的深度。这是一座通向社会、通向人类本质的底气十足的桥。
长汀还顶着红军县、十大最具人文底蕴古城古镇和历史文化名城等多项国字级的名衔,还有被国际友人赋予的两个中国最美丽的山城之其一,也是福建新石器发祥地之一……太多的华冠令人咋舌。但这些至少也说明了长汀的文化是富有魅力的。中国著名晋江籍诗人蔡其矫就曾因此而对长汀倾注了浓烈的感情。
1961年6月,诗人游览长汀,写下了一百二十四行的长诗《长汀》。诗人首写长汀的地理位置:“三条水拥着一座城/四围是重山叠岭”。再用“历史谈到它/总是起义和战争。”道出长汀的历史特质。之后写“福建在这里发出最初的微笑”的诗句,点出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成立的重大意义。诗篇也重现了长汀中央苏区时“红色小上海”的盛况。再用悲愤、激扬和赞美的语调,描述了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追求。全诗读来荡起回肠、热情满腔,动人心怀。
有网友在网上统计,长汀与红军的历史联系自入闽起,到开始长征,前后占了十一个“第一”,内容涉及战役、军制、战略决策、红色政权建立、军需、军饷、经济建设、医疗卫生、基层队伍建设等方面。这也不正印证了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吗?
长汀的确是绕不过去的名字,也有让我过不去的心坎。我必须承认,在长汀浏览了两日,我的态度不够虔诚,不然就不会滋生一些关于城市规划、管理等现实的焦虑。或许,我更应该去相信那些将会继续创造长汀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因为他们比我更懂得长汀的底气和底色。
我有时在想,中华传统文化很大,要用博大来形容。有时我又在现实面前自怨自艾,它怎么又那么小,小到对一段历史可以抹杀,对身边的文化想视而不见。历史首先应该是人史,然后是文化史,都有人的意识的颜色。
你问我,历史和人的意识究竟是什么颜色?是彩色的风。你可以由着性子捕捉喜欢的色彩,但却无法改变它原来的颜色。长汀也应是如此。
于是,我们记住了,长汀有古城墙砖的青色,有汀江流水纯粹明亮的无色,有卧龙山漫山的苍翠,有天空的蓝色,有普照大地的阳光的金色,有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红色……
于是,我说服了自己去相信:长汀的先人和过往的名人是智慧的人们,他们站在汀江边,为长汀铺就了一座通往历史和文化深处高点的桥,长汀因此也成了一座通往中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生命内核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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