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随笔

时间:2020-11-27 09:41:59 随笔 我要投稿

都市生活随笔

都市生活随笔1

  望向窗外,车辆一辆挨着一辆,如行云流水,熙熙攘攘的人群停靠在斑马线两侧,因为是红灯,她们停下了脚步。

都市生活随笔

  生活节奏很快,以至于我们要乘坐清晨最早的车上班,要挤坐傍晚最后一班车回家。回家的末班车,耳机里循环的经典歌,已经成了我一天的末尾。街道上炫彩的霓虹随着车轮开始了它的工作,而车窗上不知何时已涂上一层雾,便伸出手在上面写了一个"power",透过字母依稀可以看见窗外的繁华,丰富多彩的商店招牌此时更加显眼,俗话说:'文章标题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几个醒目的大字便可以让这家店的生意火起来,此时最火的就是这家咖啡店,一杯热抹茶,一块提拉米苏便足以为一天忙碌的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们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清晨我们和鸟儿为邻,黑夜我们和星星携手。

  我下了车,打了一个哆嗦,无意间望了一下天,今晚的月亮比往日亮,星星也比平日里多了几颗,而中间那颗最大最亮的它在向我挥手……

都市生活随笔2

  第二天的时间都在北部的昌平区度过了,那片早就已经完成撤退,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子。我们在两个村晃悠了一天,所获不多,准备去皮村。皮-村距离我们的出发点有五十多公里,换乘了两次地铁和两次公交,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那时已经是晚上八点,距离我们上一顿饭已经有十个小时。我们三个人饱餐了一顿徽菜,相当满足。

  在皮-村,我遇见了我报道的主人公们,许康安和程平,当然,都是化名。

  许康安的绝望异常平静,平静得看不出他是这场清退行动中的牺牲者,看不出他家里还有三个孩子两个在上学,看不出他的妻子罹患尿毒症,看不出他老家的工作还没有找到。他告诉我:“我们d-端-r口没有希望。”这四个字本来是我和朋友的自嘲语,然而当所谓“d-端-r口”真地从它所指群体的嘴里说出来,那一瞬间就像铅灌进了胸口。如果仔细看,许康安的脸上甚至是带着笑的,那种笑如果你不曾见过,就永远都不会知道,“没有希望”的人原来是这样笑的,那笑在愤怒中摸爬滚打,在无奈中颠沛流离,被痛苦淘洗,被悲伤晾晒,嘴角轻轻扯出弧线,眼睛像深秋大雨将至,清冷有风,微微潮湿。笑的底色,原来可以这么绝望。

  许康安问我,这个北京,到底是他们北京人的北京,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北京?

  我哑然。

  程平正在搬家具,他对我的记录和采访有些不屑,他说,小姑娘,你别问了,问了你也不会登出来,登出来能怎么样?能改变什么?这些啊,不是咱们能左右的事儿。

  程平愤怒,他不停重复,北京欠我们外地人一个公道。程平是结构加固工人,人民大会堂,人民纪念碑的加固工作据说有他的一份。要搬走,他还有点幸灾乐祸的邪恶,他说,等我们走了,你就等着看看北京的物价能涨成啥样。

  货车打包好,程平坐上了副驾驶,此时,飞机从我的头顶上飞过,巨大的轰鸣仿佛在为这最后的撤退奏响浩荡的背景音,像默片的片段节选。

  我没有看到许康安的离开,因为德国记者在我们后面紧接着也作了采访。但是从许康安的`朋友圈看来,德国记者为他叫了去火车站的出租车,他觉得很温暖,还专门发了朋友圈表示感谢。

都市生活随笔3

  走下火车,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北京,就钻进了与火车站连通的地铁,地铁呼啸奔腾,停在了朝阳区的一个城中村,走出地铁站,迎面是一片橘黄色的共享单车,低矮的瓦房经年累月,残破不堪,我拿出相机,拍下眼前,同伴满脸狐疑,我解释:这是我第一眼的北京……真够破的。

  我拿着相机走了几步,看到左边路口处有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其面前是正在拆迁的房屋,我看得发呆。同伴提醒我,把相机藏起来,我大梦初醒,赶紧照做。

  我们骑着共享单车,按照路线在村子里转,有些三四层的矮楼被纵切了一刀,看上去像是打进天空的壁橱,有的楼房窗户都被摘除了,里面是黑的,黑不见底,远远望去,就像被挖去了眼球的眼睛。经过一排棚户区,我检查了四下没有执法人员,拜托了同伴帮我望风,走了进去。那是一片历经兵荒马乱的战场,满地的玻璃渣中夹杂着烟蒂和破碎的墙体,橱柜横尸在地,表皮外翻的沙发上的旧衣服大概是塞不下了吧,在这片混乱中,只有墙挂的尚干净的镜子和整齐摆放在床上的一双帆布鞋仍然强调着秩序。你大概能想象战士们离开的时候是怎样的丢盔卸甲。

  我愣在原地,同伴紧张地说,来人了。我扯了一下大衣,把相机裹紧,强装淡定走了出去,骑上车,到了另一条路上,看到被拆的印刷商店,再次掏出相机。刚要离开,胳膊却被人揪住,我抬起头,这人差不多一米八的大个儿,身体被厚实的藏蓝色制服包裹,鼓鼓囊囊,宽宽广广,一脸正气,像堵城墙。而我畏畏缩缩,跟个贼差不多。

  “干嘛呢你?” 对方一口干脆的京腔,我来不及回味这口京腔的地道,心里飞过了好几条弹幕:完了,会被抓小黑屋吧?兴许没事儿,抓了应该也就是教育一顿……完了,相机肯定要被检查了,里头的照片够被没收好几回了,好几千块钱我得疼死,完了完了完了。

  正当弹幕飞着的时候,七八堵藏蓝色的墙一起围了过来,我手心抓着相机微微出汗,他盯着我,又问了一遍:“你记者吧?”“我不是记者,我是学生,我过来是写作业的。” 我从来都没在人前这么抵触过记者的身份,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就绝望了,谁家学生跑城中村来写作业呢?

  为了补救,我又加了一句:“要看我学生证吗?”他点点头。我把学生证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来,手有点抖,学生证摔到了地上。他捡起粘着白色建筑灰尘的学生证,紧盯着印章处,五个红章,简简单单,他看得很用力,似乎把这章刻到他的眼睛里,让我松了一口气的一点是,他略过了学校信息,就把证给我了。此时,其他的墙还在盯着我,我想了想,我长得虽然够不上倾国倾城,也算是有点人畜无害的祥和,要是装装可怜说不定能行。于是,我做作地瘪了瘪嘴,又刻意皱了眉头,“假装”很害怕。现在想起来,我根本就用不着假装。

  第一站,平安度过,拍了一堆照片,由于执法人员太过密集,没有采访。